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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是个宏大的话题,但是却又古今中外,无处不在,因为有了文字记载,道德辩论更是众说纷纭,滔滔不绝,辩手之间,可以相隔一千年。

譬如唐代张籍的名作《节妇吟》,以清丽婉转的文笔,讲了一个徘徊纠结的故事:

君知妾有夫,赠妾双明珠。

感君缠绵意,系在红罗襦。

妾家高楼连苑起,良人执戟明光里。

知君用心如日月,事夫誓拟同生死。

还君明珠双泪垂,恨不相逢未嫁时。

细品诗意,颇有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推崇的短篇小说之美:“一切从现在开始,在现在结束,错过现在就要回溯过去,遥望现在就要虚构将来”。故事以女主角第一人称讲述的方式,层层展开,步步递进,以“现在”为节点,以“明珠”为焦点,时间仿佛在“感君缠绵意,系在红罗襦”的“那一刻”陡然打下了休止符,将“那一刻”铭记为永恒,然而,时间又必然持续流动,“那一刻”注定是连接“过往”与“将来”长河的小小浪花,既不能独立存在,也不能保持延续,既然早已“事夫誓拟同生死”,也只能“还君明珠双泪垂 ”。

一切都怕时间。时间永是流逝,时间永不回头,然而,总有人希望从永不停歇的时间长河中,抓住某些“恒久远”的要素——其中,就有“道德”。

在“奔流”中寻找“恒定”,这注定了道德的复杂性。

以道德的角度审视张籍笔下的女主角,可以牵出上千年的笔墨官司。

张籍称他的女主角是“节妇”——在唐代,如此称呼并无不妥,但是到了明清时代,争议可就多了起来,颇有一些作者,对诗中的女人不以为然,并且异口同声,都是批评她在“妇道”方面已然有亏。

例如,明代唐汝询在《唐诗解》中,批注这首诗道:

“系珠于襦,心许之矣。

以良人贵显而不可背,是以却之。

然还珠之际,涕泣流连,悔恨无及,彼妇之节,不几岌岌乎?”

无独有偶,也是明代,贺贻孙在他的《水田居诗筏》中评此诗云:

“此诗情辞婉恋,可泣可歌,

然既系在红罗襦,则已动心于珠矣,而又还之。

既垂泪以还珠矣,而又恨不相逢于未嫁之时。

柔情相牵,展转不绝,节妇之节,危矣哉。”

康熙五十六年,沈德潜编成《唐诗别裁》,他不选这首诗,而在张籍的小传下说明理由:“文昌有《节妇吟》……然玩辞意,恐失节妇之旨,故不录。”

明代瞿佑则索性改作了一首,题为《续还珠吟》,刻画了另一个“节妇”:

妾身未嫁父母怜,妾身既嫁家室全。

十载之前父为主,十载之后夫为天。

平生未省窥门户,明珠何由到妾边。

还君明珠恨君意,闭门自咎涕涟涟。

——综上所述,如果说,时间是一条轴线,人的心理是函数曲线,那么,张籍所刻画的节妇心理,是在某个区域范围内有波动起伏的曲线。而在那些明清作者看来,这种波动起伏都是不对的,做到行为上的“从一而终”也是不够的,还要时时刻刻、无论何时何处,无论面对谁,无论发生什么事,都必须毫无情绪波动,毫无心潮波澜,心理状态必须无限趋近一条直线,不许有任何变化,才能称之为“节妇”,否则就是“节妇之节,危矣哉”。

而在所有的叙述中,被审视的“节妇”都是失语状态,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写下的文字,为道德设立了不同的界限。

道德本质——“他人”的审视

马克思主义认为,“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,在其现实性上,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,由此,人类共同塑造的集体意识,就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运转规则的基础。

社会规则多种多样,有硬性底线,例如“法律”;也有弹性标准,就是“道德”。

比起法律,道德涉及的范围要大得多。前文提到的婚姻家庭男情女爱,放在法律层面,会有太多“不违法的争议”,当事人深陷其中苦恼万分不能自拔,却根本与法律无涉,正如俗话所云,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——“官”意味着“官方”,而无关“司法”的“家务事”,当然会出现“清官难断”的局面。

但是这些“与法律无涉的争议”却往往成为道德审判的对象。因为两者的目标也是不同的:“法律”是为了约束人不能成为“坏人”,而“道德”则是圈定了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之为“好人”。

并且“好”或“不好”不是每个人自己说了算,而是来自他人的审视判定。道德审判不具备强制执行性,却能对每个独立个体构成强大的心理压力,甚至可以将人塑造为被社会控制和驯化的动物,以至于不加辨别,把别人的手段当成自己的真实需要。

这是因为,人类是社会动物,自身需求就包含“被他人认可”这一层。在著名的马斯洛需求模型中,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面: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会需求(又叫社交需求、归属需求)、尊重需求(又叫尊重与爱的需求)、自我实现需求。

五星出东方:何为“善”——解析道德话语权

因此,除非心理素质特别强大(注:这里的“强大”是个中性词)的人,可以不在乎别人眼光,大多数人,对于“来自他人的尊重与爱”有切实而强烈的需求,这就注定了他们愿意做符合“道德”标准的事情,从而被称之为“好人”,得到来自社会的认可。

然而,何为“符合道德标准的事情”?

为道德指定标准,就意味着话语权。

和所有的“权力”一样,话语权也是“无形的存在”——看不见,却抓得住。

话语权造就的道德权威

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,绝大多数区域都是有宗教的。西方国家、阿拉伯国家、印度次大陆、东南亚地区,等等,概莫能外。

这些地区,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,教会或宗教组织,都是教育程度最好、文化水准最高的群体,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社会话语权的掌控者,全部包揽了从“法律”到“道德”的标准指定。

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,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。所有的宗教理论,都是对宇宙万物、人间百态的简单化解释——说不清“世界从哪里来”,又不容许“存疑”,只能简单推给“神创”。

因此,在各种宗教组织的控制之下,道德标准必然偏于简单、趋于刚性,并且不容置疑。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,从摇篮到坟墓,教育、工作、婚姻、各种社会活动,无不被教规教义笼罩,其中不乏刻板生硬、有违人性的规定,而要推翻这些刻板规矩,往往需要漫长的斗争。如沙特的禁止女性驾车,再如爱尔兰的禁止堕胎。

关于这种道德话语权的行使,“赎罪券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荒诞的案例。

“赎罪券”发生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会,逻辑是这样的:

人类从始祖亚当、夏娃违背上帝的旨意偷吃禁果开始,就具有罪性,所以每个人一出生就带有“原罪”,上帝为了拯救人类,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临人世,以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方式替人类赎罪。然后,人类只要信靠基督耶稣,就可以“赎罪”。而天主教士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继承人,也具有“赦罪”的权柄,并且,耶稣以及后来殉教的圣徒的血,用以赎免人类的罪孽绰绰有余,这些有余的“赦罪余额”,积累下来形成“圣公善库”,可以由罗马教皇代表的天主教会来执掌,代表上帝来赎特定人物的罪孽,开启从炼狱到天堂的大门。

起初,为了得到“赎罪”资源,教徒必须要到罗马朝圣、参加十字军东征等等。后来,教皇索性宣布,可以支付相应的费用来获得救赎,并发行代表已经朝圣的文书。这种文书就被称为“赎罪券”——没有什么罪孽是一张赎罪券不能解决的,如果有,那就两张。

至此,话语权的套现模式终于完成。

“西”的反义词是“东”,“简单”的反义词是“复杂”。

回溯上古时代的各大文明区,东方中国的人口基数也许并不一定最多,但受教育的人口数量却绝对首屈一指。

中国拥有最早的自源性文字,又从西周时期就推行“雅言”,也就是标准语,就像现在的普通话,所以在华夏文明广阔的地理区域内,人们可以做到交流无障碍,不需要翻译,大大增加了不同思想相互碰撞、头脑风暴的可能。而欧洲却是众多小国林立,各种语言并存,仅在不列颠岛上,就有英语、威尔士语和苏格兰语等等彼此完全不同的语言,互相之间完全听不懂,不同族群也被隔断为一个个信息孤岛。

在宗教盛行的区域,“教育”往往为“教会”垄断,而中国到孔子兴办私学的年代,教育大门已然向全社会开放。一个现象可见一斑:中国人尊师重教,崇拜的对象依次为: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,但中国人尊崇的“师”,是“世俗”的教书育人的教师,而不像在世界的其它区域,如犹太“拉比”、基督教“牧师”、印度“格鲁”、伊斯兰“阿訇”那种带有宗教神学色彩的“先师”、“圣人”。

有文化的人数越多,社会思维越是活跃,才会出现“百家争鸣”那样的盛况——面对同样的社会事件,不同的角度解读出不同的道理,并且都能自圆其说,“横竖都是理”,当然也就越不会单一服从某个权威,“一刀切”的宗教也就失去了存身之处。

也所以,在中国历史上,大多数时候,道德标准是弹性的,弹性余地还很大。

即使到了明代,尽管出现了许多刻板腐儒,但也有《三言》、《二柏》等鲜活生动的作品流传,和腐儒腔调互飙对台戏。

到了满清时期,闭关锁国,禁锢思想,文字狱横行,道德观也成了一条直线,整个文化生态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。

然而就在日趋衰落的过程中,还出现了名垂青史的《红楼梦》,描画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百态,也传达了悲天悯人的道德观——直到僵化死板无可救药的晚清末年,国运衰败,气息奄奄,也是道德观念最苛刻最惨无人道的年代。

——僵化死板的道德观念背后,必定是文盲横行死水一潭的社会。

无问西东。

东西方殊途同归的混乱与喧哗

在西方,当时间的表盘拨到近现代,尼采终于出现。

他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:上帝死了。

这是宣告整个西方道德基础与文化基础的虚无,而上帝死了的原因是“我们杀死了他”——亦即人类自觉自主自我意识的出现。当人类自己可以解释世界、建立规则,不需要假想一个“虚无的权威”作为标杆,“上帝”也就没了存在的价值。

接下来的事件众所周知也顺理成章:尼采疯了。

旧的体系已经打破,新的标准却不能建立,这种混乱最终搅疯了尼采的脑袋,也使得整个社会陷入无序的争执。基于对“独裁”、“权威”的警惕,以及对“个体”、“个人”的重视,西方设立了“一人一票”的民主制度,然而这种投票制的短板也是暴露无遗:驳杂、拖沓、莫衷一是、效率低下,人人都只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,使得投票结果陷入“群体无理性”的尴尬局面,等等。

而在东方中国,百年积贫积弱导致文化衰退,整个民族都陷入话语权不足的衰弱状态。直到共产党担任领袖使命,中国人民才真正走向了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的复兴之路。

然而,现在的状态,恰是将富未富、将强未强,本土道德文化标准不一而足,再与国门开放之后传入的各种外来文明融汇碰撞,道德观念越发显得新旧驳杂、参差不齐。就以*关系而论,从“性开放”到“女德班”,形形色色、真真假假的“理论”粉墨登场,在舆论界掀起一层又一层的风浪。

这种场景,似曾相识。

遥想当年,赫鲁晓夫发布“秘密报告”,彻底否定斯大林,一时间招致世界哗然。在毛泽东看来,这一事件“一是揭了盖子,这是好的,二是捅了娄子,全世界都震动。揭开盖子,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,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,不要再迷信了。捅了娄子,搞突然袭击,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,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。这么大的事情,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,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。事实也证明,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。”

“上帝死了”,于是,话语权既不被教会垄断,也不被西方垄断,也不被权威垄断,权力的分散、下移与东移已经是大势所趋。

当大批大量的人不再迷信,而要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,混乱与喧哗自是难免的。

新时代的道德构建

混乱也许不是一种理想状态,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,旧的体系已经崩溃,绝无复原可能,当代再虔诚的罗马教皇也不可能再售卖赎罪券。世界需要的和正在发声的,一定是新体系的构建。

历史已经证明,涉及到“道德”的评判标准,“一刀切”既无必要,也已经过时,没有任何可行性。而道德标准又确凿存在,只是既不同于法律的刚性,也不是风俗的无对无错。仍以婚姻为例,重婚是法律问题,婚礼上的新娘穿红婚服还是白婚纱,是风俗问题,前者是“不可商量”,后者是“开心就好”,但是,像普基廖夫《不相称的婚姻》、威廉·荷加斯《时髦婚姻》所传达的意境,就传递了明显的道德审判:在作者看来,老翁与少女的婚礼、夫妇间毫无感情的无聊婚姻,无疑都不能达到“善”或“好”的标准。

善与恶、好与坏之间是存在界限的,而道德标准又是“弹性”而非“刚性”的。各种特质综合在一起,如何既掌握善恶界限,又尊重弹性标准,这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。

智慧,既属于个人,也属于族群。

国家发展,要讲究市场经济原则,既不一味管制,也不放任自流,而是既有市场又有计划。这也可以成为新时代道德标准构建原则的借鉴:关于道德标准,既要保证言论自由、辩论自由,“让人说话,天塌不下来”,又不能丧失是非观念,要有宏观引导,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不断靠近“善”与“好”的境界。

与其它所有权力一样,话语权不会天然赋予谁,而必然是在各方博弈中胜出的强者——在政治经济领域如此,在道德文化领域同样如此。构建道德标准的“引导者”的角色,不会天生属于谁,尽管政府、资本、媒体等等,已经占据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智力等资源优势,但谁都不可能掌握标准答案,也不可能自诩权威权柄就高枕无忧,历史是演进的,道德是弹性的,整个人类社会,必然是多方博弈的动态平衡。

博弈过程中,最蠢的是生硬说教和生硬规定,至高境界是寓教于乐润物无声,在这方面,文艺可以大有作为,正如古人云,“文以载道”,文艺作品通过生动的形象与意境塑造,在人心中唤起的情感,也将在人的灵魂中铺设行动自然跟随的道路。

由此,必将引发全社会的连锁反应。

道德的修罗场上,没有局外人,你我都一样在路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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